纵观人类立法史，立法语言风格的选择并未遵循统一的标准，但总体可分为两类，即专业化立法语言（以下简称专业语言）和大众化立法语言（以下简称大众语言）。以大陆法系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两部民法典——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德国民法典》为例，二者虽都属于大陆法系的民法，但是在语言风格上迥异。《法国民法典》选择大众语言风格，以其浅显易懂、生动明快而广受后人赞誉，犹如一部出色的法国文学作品。与之相对应，《德国民法典》选择的是专业化语言风格，以概念细致精密、用语严格准确而著称于世。这两部法典虽表述风格迥异，但都受到世人的赞誉。
刑法立法也面临对语言风格的选择。刑法既是裁判规范，又是行为规范。作为裁判规范，其适用主体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官等职业司法人员，他们对刑法的理解具有专业性。专业人员要求刑法立法语言更能体现专业性，便于专业人员操作。但刑法作为行为规范，其适用对象是普通民众，他们大都没有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对法律的理解多停留在浅显的字面意义上，因此，民众要求刑法立法语言应当通俗、平易、大众化。刑法立法语言究竟如何选择，既是立法技术问题，也是对立法者智慧的考量。
无论是专业语言还是大众语言，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专业语言在刑法立法中的存在主要有以下理由：第一，刑法的法律属性决定了某些刑事法律规范的表述应使用专业语言。在诸多的刑事法律规范中，就存在这样一些必须通过概括、总结而形成的内容，这些规范是无法通过大众自发形成的，而只能以专业语言的方式表述出来。第二，为了尽可能全面表达民众意志，刑法规范也必须依靠专业的法律语言来表述。第三，在刑法中尽可能地采用专业语言，对刑法功能的实现具有推动作用。当某一用语在日常用语中存在含义上的多义性时，用专业语言表达便更严谨和规范，避免产生歧义。第四，专业语言的应用可以减少法律规范中的非理性因素。刑法术语能理性地表达某一宗旨或者客观地描述某一行为特征，尽可能少地带有感情色彩。可见，立法中的专业语言具有精确性、严格性特征，因而备受一些学者青睐，这也是专业语言存在的优点和最主要的理由。
专业语言并非完美无缺，它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大量的专业语言不利于实现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刑法不是单纯惩罚的工具。如果将刑法的功能界定为单纯打击犯罪的工具，则完全可以无视普通民众对刑法的理解，因为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权力是由司法人员实施的，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将决定犯罪人的命运。但现代刑法的功能除了惩罚犯罪外，同样也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法律依据，即刑法具有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对人权的保护必然要求对国家刑罚权加以限制。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主要是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得以体现的，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对各种犯罪行为给予何种处罚均由刑法作出明文规定。这种明文规定不仅针对司法者，也针对一般大众——包括犯罪人和未犯罪的民众。对犯罪人来说，了解刑法的规定将对自己行为后果有明确的预期，可以防止因司法者错误裁判而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正确的裁判服判息诉，减少司法成本。对一般大众来说，了解刑法的规定，将此作为自己行为的最低标准，远离刑法的“高压线”。大众知晓刑法，既可防止因不懂刑法的规定而畏首畏尾，导致权利萎缩，又可在他人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发生后及时行使救济权。如果连自己行为是否为刑法所禁止都不懂，人们是很难利用刑法来保护自己，那么人权保护的功能将会严重削弱。第二，大量的专业语言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背离。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之一的明确性原则，要求立法者必须具体地并且明确地规定刑罚法规，以便预先告知人们成为可罚对象的行为，使国民能够预测自己的行为，并限制司法人员适用刑法的恣意性。如果大量的专业语言充斥刑法典中，只能增加刑法的神秘感，加大社会大众对刑法的距离，徒增更多的刑法法盲。如果刑法条文不为民众理解，罪刑法定则无立足的基础。第三，大量专业语言不利于刑法规范指引作用的发挥，从而不利于预防犯罪功能的实现。刑法的高度术语化，导致公民对刑法内容理解困难，从而难以按照刑法规范要求指引自己的行为，缺乏对自身行为的正确评价，很难正确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犯罪。由此导致，要么因此而谨小慎微，缩手缩脚，甚至连合法的权利也不敢行使，导致“人权萎缩”；要么以身试法尚不自知。这两种结果都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的。第四，大量专业语言的存在会导致司法成本的增加。刑法中的专业语言必然需要进行解释，解释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解释者的修养，如果司法者素质不统一，这就会出现不同的解释者对同一语词形成不同的解释结论的现象。而且，即便判决是正确的，当事人也可能抱着侥幸心理继续上诉、申诉。导致诉讼成本的增加。对抽象的、专业化的专业语言适用于形形色色的个案，往往需要进行解释，法律解释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当事人参加诉讼，因为对刑法条文内容的不了解，因而不得不依赖于专业的律师，徒增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最后，专业语言充斥刑法，将导致刑法成为“专家法”，形成专业人士对刑法的垄断。
大众语言有其存在的理由。如前述，刑法同其他法律一样，是指导人们正确行为的规范，作为行为规范，刑法是针对一般人的、普遍反复适用的法律规范，如果一部刑法不能被一般人理解，一般人便不能按照刑法规范评价行为和做出意思决定，刑法的规制机能就丧失殆尽。此外，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明确性原则，要求刑法尽可能使用大众语言，因为大众语言源于生活，比规范用语更为直观、更为具体，因而容易被人理解；大众语言被人们长期使用，在特定的语境下较少出现含糊不清的现象；人们在阅读一部作品时，总是首先根据用语的普通意义进行理解。因此，从最大限度发挥刑法行为规范功能的角度出发，刑法立法应尽可能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写成。
大众语言的不足也很明显。作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时经常使用的话语系统，大众语言具有相当丰富的词义，表意具有生动、活泼的特点，但却不具有专业语言的严格性，而法律的表意具有严密的逻辑要求。这就形成大众语言与法律逻辑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种矛盾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大部分时候大众语言能够清晰地表达立法者的意思，且符合逻辑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法条平易与逻辑严谨之间是协调的，以大众语言作为立法语言则是最佳选择。但是，大众语言有时难以完整、清晰地表达立法者的意思，或者以大众语言表达将使法条过于冗长、啰嗦，如刑法中的“毒品”一词，乃是一个需要予以界定的学术名词，对其范围需要明确。日常生活中，人们常以海洛因（甚至称其为“白粉”）、可卡因、鸦片、大麻、摇头丸、麻古等指代具体的毒品，立法中不可能在有关毒品的规范中都详细列出上述诸多品种的毒品名称，而以一个概括性概念“毒品”统称，既简洁，又不乏明确。
由此可见，刑法不能以纯粹的专业语言写就，也不能完全是大众化的表白，关键是在专业语言与大众语言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大，国民整体法治意识不强，缺少对法律的主动性认知意识和环境，司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与国情相适应，我国刑法能够以大众语言表述清楚的，就无需以专业语言表达；反之，在大众语言表达不清或者有违立法技术时，则以专业语言表达。无论是大众语言还是专业语言，都应当以追求表述明确性为目标。在明确性的前提下，刑法立法语言应当首选大众化，只有在平易的语言不能表达时才以专业语言表述。
本文来源：人民法院报
